周其仁认为，一座城市，需要全球奋斗者在这里集聚，并不断有新的奋斗者进来，城市才有长久的活力和长久的竞争力。
“最近，中国一些城市陷入简单的抢人大战，我问一个问题，抢来了干嘛？没有仗打，就给房子，只是抢来一批房客。有仗打才能抢人，抢来人才要有用武之地。请来一批买不起房子的人，给他补贴，他觉得挺好，就住下了，你以后麻烦大了。”
在7月27日举行的“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上海愿景与静安方案”跨界高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表了上述观点。周其仁所说的“打仗”只是一个比喻，意指城市建设和城市竞争。
周其仁认为，一座城市，需要全球奋斗者在这里集聚，并不断有新的奋斗者进来，城市才有长久的活力和长久的竞争力。所以，城市一定要用影响力和辐射力来统领，来吸引人。新加坡为什么要吸引全球人才？因为它要做全球生意，需要全球人才，需要能给全世界提供服务的人才，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到这里来，这里不一定适合你。这就是核心城市、核心节点的竞争战略和支撑点。
城市竞争已发生了翻天覆地改变
周其仁在演讲中表示，随着当代世界技术、经济和城市竞争格局的变化，一个新的城市可以拔地而起，而传统的地理位置、传统文化、历史积淀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迪拜就是一个例子。1991年的迪拜，还是一片沙漠，20年后就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原因何在？周其仁认为，这跟阿联酋有石油，有钱有点关系，但它能够在20年时间里一片空白，长出这么一个枢纽性的节点，而且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靠有钱和奢华，靠全球独到的建筑物和夸张的消费来吸引人注意的，一定有其他原因。
迪拜的港口跟其他地方也没法比，阿拉伯海进去是个死湾，没有通透性的，所以它的港口资源也不是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领导人的眼界格局以及危机意识。
迪拜领导人最早意识到有危机，石油用完怎么办？后代怎么办？在全球的地位怎么办？然后就提出把落后资源转化成非石油竞争力，将来不靠石油竞争，于是派出最得力的人到新加坡学习，学新加坡的土地制度、城市建设，五年回来加上他自己的石油储备，关键是把商业制度改了，税收很低，进关、出关非常便利。
我们经常讲的商事制度改革，迪拜都经历过，而且收到效果，全世界很多货物往沙漠这个地方运或中转，游客也越来越多，旅游人次超越了巴黎，成为泰国曼谷和英国伦敦之后，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非本国的居民在迪拜占90%，中国在那里30万人，几千家中国公司。
2014年麦肯锡评出全球6个枢纽城市，纽约、伦敦、香港、东京、新加坡、迪拜。为什么迪拜可以挤进这张单子？其实背后包含着一系列改革。目前，靠石油发家的迪拜收入仅5%来自石油，95%来自非石油产业，拥有大量来自金融、娱乐、旅游等领域收入。
所以，周其仁总结认为，迪拜的案例提醒我们，在当代技术条件下，城市间的竞争优势可能跟先天条件越来越远了，和后天的努力、眼光、判断、投资的关系越来越大。
因为全球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活动方式发生了改变，所以城市的相对重要性，即城市的哪些特性更加重要也发生了变化。
当今世界的特征是来往和互联互通，“只要来往，节点就非常重要。”如果说传统经济是画地为牢、一块一块的，那么现在的经济就是互联互通、来来往往的。当代财富正是在来来往往中产生、集聚并不断壮大。
“传统的国家职能是划界，是保卫边界的。但到今天很多人的观念还没有转换过来。我们的招商引资很热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也很大，但都拿板块和行政区划来说话，热衷于把别人的东西拉到自己这里来。所以他的代价就是过剩产能很严重，过几年就要清理一把，浪费是惊人的。”周其仁说，现在看来要走另一条路，“你有了我就不搞，我搞你没有的，然后跟你来往。”
他强调，城市建设就是承载力的建设，承载什么？辐射力。一定要拿辐射力来统领，用辐射力来吸引人才。
中国进一步开放潜力巨大
国际公司到了中国，做中国的生意是全球化，但更重要的全球化是，中国公司去做全球生意。
研讨会上，多名国内外企业负责人提到，最初来中国是把先进的管理、技术带给当地公司，几十年过去了，公司成长后就带着他们往外走。
周其仁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潮流，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未来还会更具有趋势性。
他认为，中国进一步开放潜力巨大。中国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其他领域，中国与世界融合程度仍属有限。从8个维度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仍有很大空间来增进与世界的融合。
8个维度包括：中国占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1%，但服务贸易额仅占全球总额的6%左右；中国的银行系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排名均居全球前三，但外资参与度仍相对有限，占比不足6%；虽然中国拥有110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但他们的海外营收占比不到20%，而标普500企业平均占比为44%；
2018年，中国出境游达到1.5亿人次，另一方面，移民中国的外国人仅占全球移民总数的0.2%；中国的研发支出位居全球第二，但知识产权进口是出口额的6倍；中国有8.02亿网民，但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仅为美国的20%，与新加坡规模相当；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占到全球的45%，但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8%；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全球第二大，但中国排名前十的音乐人在全球领先的某个音乐流媒体的订阅量仅为韩国前十大顶尖艺人的3%。
经济下行时应抓紧投资
关于城市核心的市区建设，周其仁概括了三个制高点。
首先，这不只是本地人的活动，并不仅仅是本地生产、为本地生活服务，更多的空间应该是服务别人、服务远方，去追求更大范围的辐射。
第二，要为辐射去集聚人才，集聚优质资源。“找人来是要打仗的，华为就这一条，50%以上利润来自其他国家，全球打仗，招最好的人，给得出最好的价钱。因为做大事才能挣到大钱，才能用得起最好的人，这是正向的。不要陷入低端的抢人才，光抢学历来没什么用，要把你做的事情亮出来。”
第三，要有支撑这种辐射性、为全球服务的能力。“我们现在对于城市建设和支撑能力仍然有很大的偏差，老认为经济下行投资就不行了，这个认识是错的。我去了迪拜，对投资要重新认识——除非你融不到钱，融到钱就要往正确的方向和能产生好效益的地方狠狠地投。”
周其仁表示，投资要放到未来有高收益的地方去。无论是城市圈、城市群、城市片，里面重要的是高密度、高支撑力，以及具有辐射力的这些节点，中国要好好地在这些节点上投。当然，财务也要安全，债务太高变成危机是问题，不过从长远看，有点危机比小心翼翼什么也不敢做还是要好。
周其仁提出，无论是互联互通，还是便利化方面，在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应该利用机会抓紧投。“我的看法是，中国到了要做点难做的事情的时候了。因为难做的事情别人都做不成，谁能做成下一步，制高点就在谁的手里。”
